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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hohoso 来源:未知 日期:2018/1/14 10:57:35 人气: 标签: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规划了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远景目标和路线图。持续推动经济结构升级,实现更可持续、更加包容的高质量发展,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是今后一个时期的主要任务。综合判断,我国具备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各种条件。

  准确理解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水平

  2006年世界银行发布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首次以“中等收入陷阱”刻画这样一种现象:一些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人均国民总收入水平未能持续提高甚至倒退,因而无法顺利而巩固地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

  准确理解“中等收入陷阱”,首先需要了解世界银行对各经济体收入水平的分类标准。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世界银行在其发布的世界发展报告中对各经济体进行分类,但当时并无明晰而固定的分类标准,只是粗略地参照技术水平、收入水平、经济体制等把各经济体分为这样几类:工业化经济体(即当时的经合组织成员),发展中经济体(又分为中等收入和低收入两类),资本富裕的石油输出国,中央计划经济体。

  为方便分析,从1989年开始,世界银行以人均国民总收入为唯一依据,划定了一系列门槛数值,对发展水平进行分类,即:以1987年美元计价的人均国民总收入衡量,6000美元以上的为高收入经济体,介于1941至6000美元之间的为上中等收入经济体,介于481至1940美元之间的为下中等收入经济体,480美元及以下的为低收入经济体。之后,在1987年美元计价的门槛线基础上,根据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中币种的物价指数,逐年滚动调整为现价美元。由于物价水平有涨有跌,所以门槛线就有可能随着时间推移有升有降,而并不是像一些人以为的那样直线上升。如2012—2016年高收入门槛线依次为12615美元、12745美元、12735美元、12475美元和12235美元。

  其实,虽然门槛线会根据物价进行调整,但扣除物价因素之后的门槛线“真实水平”相对固定。由于世界经济整体发展水平在提升,所以长期来看,高收入门槛线相对于全球和发达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水平的比例都呈现降低态势。在20世纪90年代初,高收入门槛线相当于美国人均国民总收入水平的30%左右,而2016年仅相当于后者的22%。同期,高收入门槛线也由全球人均国民总收入的1.8倍左右降低到不足1.2倍。

  还需要指出的是,用于划分发展水平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不同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二者不是一个概念,不能混同。国民总收入包括四个部分:劳动者报酬、资本折旧、资本的报酬即利润、政府收取的间接税,也即包括企业部门、金融部门、政府部门和居民部门的收入。人均国民总收入用于衡量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居民可支配收入则仅指居民可用来自由支配的收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数值上显然要小于人均国民总收入。

  从经济增长角度看我国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前景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直观上看首先是一个经济增长问题。那么,从经济增长角度看,我国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前景如何呢?

  1996年以前,我国属于低收入国家,1999年巩固地进入下中等收入国家行列,2010年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1990、1995、2000、2005、2010和2016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分别相当于对应年份高收入门槛值的4.3%、5.8%、10.1%、16.4%、35.4%和67.5%。可以看出,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向高收入门槛值的收敛速度几乎是指数式的。

  综合考虑多种因素,保守预测,我国有可能在今后几年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依据主要有如下几条:第一,2016年世界银行公布的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是8260美元。第二,假定我国今后一段时间人均国民总收入增速保持在6%的水平。第三,基于2007—2016年高收入门槛线因物价因素年均提升0.98%,假定今后门槛线按1%的速度提升。第四,假定我国今后物价涨幅为年均1%。第五,假定美元相对于人民币汇率保持在1美元兑6.7元人民币。综合这些假定,我国在2023年可以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这一预测的假定条件可能会和未来实际情况有出入,但在各种假定条件组合下,我国于2030年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都是大概率事件。从2010年我国成为上中等收入国家算起,用时13—20年成为高收入国家,与过去30多年间先后成功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国家的经验是吻合的。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描绘的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前景,届时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水平将明显超过高收入门槛,巩固地处于高收入国家行列。

  实现高质量发展才能真正成为高收入国家

  由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从直观上看是经济增长问题,但实际上涉及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只有解决好这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实现高质量发展,才能顺利而巩固地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这涉及三方面的重要任务。

  持续推动技术和产业升级。我国人口规模堪比一个大洲,这样的巨型经济体可以容纳的技术和产业谱系是非常宽广的。在这个宽广的技术和产业谱系中,我国目前只有少数领域处于全球比较领先的位置,还有很多领域如工作母机、成套装备、核心零部件、生物、医药、医用设备、材料等,与技术前沿国家尚有较大差距。缩小这些差距,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我国未来实现中高速增长的源泉所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作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等一系列重大部署。落实这些部署,将推动我国技术和产业不断迈上新台阶,进而在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速度明显放缓的背景下,进一步拓展非农产业内部劳动力向高生产率部门配置的空间,不断推动高质量发展。

  缩小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提高社会流动性,实现更加包容的发展。从国际经验看,缩小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是成功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必要条件。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拉大的原因众多,有个人能力、努力程度和风险偏好等原因,这是合理的、有利于社会整体进步的;但也有不合理、不利于社会进步的原因,从我国看,主要包括某些税费不合理、一些体制性因素不利于保障农民权益、一些城市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一些人违法违规谋取利益等。党的十九大报告从机会均等、改善初次收入分配结构、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三个方面提出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可行对策。落实好这些措施,不断改善宏观经济政策,使商品和要素的相对价格趋于合理,将使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处于比较合理的水平。

  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高发展的环境可持续性。生态环境质量较差,已经成为影响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突出问题。随着经济发展,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需求日益增长。为改善生态环境而采取的措施,如改善大气、水和土壤质量的措施等,固然会增加经济社会运行成本,抑制高污染高排放行业的投资活动和产出增长,但同时也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带动作用,因为生态环境监管措施会促进绿色环保技术研发和扩散,带动相关投资活动。研究表明,我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已经出现,未来经济增长和污染排放将脱钩。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发展绿色金融,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落实这些部署,构建充分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满足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要求,是我国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内在要求。

  综合起来看,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不仅不会拖累经济增长,而且将为经济持续增长创造良好的技术、环境和社会条件。更重要的是,这些结构性目标并非仅仅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手段,它们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当然,即使我国顺利跨过高收入门槛,在高收入国家中也仍然处于较低收入水平,仍然需要吸取其他国家的教训,避免因战略和政策失误导致收入水平绝对意义上的倒退回上中等收入,避免相对意义上的“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力争在保持比其他高收入国家更快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持续提高发展的包容性和环境的可持续性,持续推进技术和产业升级,朝着全球技术前沿迈进。

  中国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意味着全球生活在高收入经济体中的人口比重将由现在的16%,倍增到35%左右。届时,不仅10多亿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将极大改善,而且将为其他50多亿中低收入国家人民的发展提供更大的市场空间和更丰富的技术来源,也将提供更多的中国经验用于帮助这些国家管理自己的发展进程。这将是中国对人类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

  1月7日,河北省张家口市纪委通报5起扶贫领域典型案件,4名村党支部书记和1名村党支部委员因骗取套取财政扶贫资金、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好处费、享受国家扶贫补贴、虚报扶贫项目套取补贴资金等问题,被处以开除党籍或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就在十几天前,蔚县官场正经历了一场疾风暴雨的扶贫问责,该县县委书记、县长均被免职。与之同时,针对张家口扶贫领域的突出问题,中纪委和河北省纪委均进行了严厉问责,5名张家口市级领导被问责,两名县委书记一名县长被免职,处理之严厉可谓前所未有。

  张家口是河北省贫困人口最集中的地区,到2016年底还有1275个贫困村、27.76万贫困人口。截至目前,该市还有康保等5个省定深度贫困县,占河北省深度贫困县的一半,脱贫攻坚任务艰巨。然而,该市在扶贫领域却频发贪腐和职务犯罪,成为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的重灾区。

  《法制日报》记者梳理发现,张家口扶贫领域职务犯罪频发背后,不仅有当地政务财务不透明、缺乏监督“一言堂”等问题,还有相关责任部门甚至是纪检监察部门不正确履行职责等问题,造成大批扶贫资金“代理人”监守自盗、雁过拔毛、强占掠夺,严重损害了贫困农民的切身利益。

  村干部中饱私囊县纪委压案不查

  2017年12月19日,河北省多地法院公开宣判5起涉扶贫领域职务犯罪案件,15名被告人均被判处刑罚,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了其中3起案件。张家口市赤城县两名村干部侵吞危房改造补贴资金4万多元,分别获刑1年和8个月,并被各处罚金10万元。

  事实上,一个时期以来,河北纪检监察及其他部门每每通报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情况,张家口必然“榜上有名”。

  张家口纪委的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至中央纪委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前夕,该市共查处涉及扶贫领域腐败问题119起,给予党政纪处分83人;会后两个月时间里,该市共梳理出扶贫领域重点问题线索314件,立案查处63件,给予党政纪处分109人,挽回经济损失56.3万元。

  与其他地方扶贫领域职务犯罪类似,张家口相关扶贫贪腐案件的犯罪主体也多为乡村组织成员。在已曝光的张家口相关扶贫领域贪腐案件中,作案手段多为虚报、冒领,案件涉及多种项目补贴。一些村干部或在扶贫资金申报时“无中生有”,采取虚报贫困户人数、伪造贫困户申报手续;或在资金发放上“雁过拔毛”,利用农民对具体扶贫项目不清楚的弱点,少付应发放资金而侵占贫困户的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在张家口查处的多起扶贫领域职务犯罪中,诸多为“窝串案”,尤其是村党支部书记与村会计共同协商犯罪,而且一些案件作案时间跨度长,多起长达10年以上。除了一些村干部的贪腐,张家口甚至出现纪检监察部门对扶贫领域问题处理失职的现象。

  2017年12月4日,河北省纪委通报了张家口市康保县纪委在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中不正确履行职责的问题。据通报,康保县纪委没有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大决策部署,对反映扶贫领域问题线索压案不查;违反办案纪律,违规接受被反映人宴请或收受礼品;不正确履行职责,在案件核查中避重就轻,有意回避反映的核心问题;违反工作规则,程序混乱、违规造假。随后,康保县县委常委、纪委书记刘光军等纪检系统多名干部被处以免职、调离、党内严重警告等党纪处分。

  中央点名严厉问责多名干部免职

  2017年12月底,河北省委和中纪委先后对张家口扶贫领域突出问题责任追究情况进行通报,相关问题的严重程度更加令人咋舌。

  2017年12月26日,张家口等地扶贫领域突出问题责任追究情况被公开通报,5名市领导被追责、两名县委书记一名县长被免职。

  河北省委的通报指出,通过调查核实,张家口市委、市政府对脱贫攻坚工作重视不够,对扶贫项目实施、扶贫资金使用和管理、脱贫目标任务完成等工作的督促、检查和监督工作不到位;2017年9月、10月,上级纪委和市纪委调查发现张家口市扶贫领域一批问题线索,康保县截留挪用扶贫资金和涉农资金私设“小金库”问题突出;对基层存在的虚报冒领、截留克扣、强制收费、违规分配、优亲厚友等问题,没有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对相关情况不清楚,解决问题的措施不得力,对上级专项检查、省委巡视反馈的问题没有举一反三、全面整改。

  河北省委决定,对张家口市及蔚县、康保县扶贫领域突出问题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进行严肃问责。

  张家口市委、市政府和市委书记回建,市委副书记、市长武卫东向河北省委作出深刻检查,并在全省通报。张家口市委、市政府对全市扶贫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限期全面整改。分管全市脱贫攻坚工作的张家口市委副书记刘宝岐,分管市扶贫和农业开发办公室工作的张家口市副市长燕旺林,二人违反工作纪律,对脱贫攻坚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时任张家口市财政局局长的张家口市副市长高峰,张家口市住建局局长张建顺,给予党内警告处分;时任张家口市扶贫办主任刘海斌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张家口市财政局局长李艺、市扶贫办主任张志刚诫勉谈话。

  在县一级,蔚县县委书记刘书锋,县委副书记、县长王树国违反工作纪律,对脱贫攻坚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负有直接责任,分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免去刘书锋县委书记职务,免去王树国县委副书记、县长职务。

  康保县委书记杜平,县委副书记、县长魏红侠违反工作纪律,对脱贫攻坚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负有直接责任。杜平对康保县委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问题,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分别给予杜平、魏红侠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免去杜平县委书记职务。对其他违反工作纪律、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的5名责任人进行严肃问责。

  对其他相关责任人员的处理,责成张家口市委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相关程序落实。

  在此之后,不到一周的时间里,中纪委对张家口扶贫领域突出问题两次点名,在相关通报中曝光了更多问题细节。

  中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指出,蔚县县委书记刘书锋,县委副书记、县长王树国作为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双组长”,长达一年没有召开过领导小组会议。2017年9月、10月,调查发现张家口市扶贫领域问题线索441件,违规违纪问题突出。2014年至2016年,对上级纪委交办的378件问题线索,蔚县只查结66件。康保县全县15个乡镇均截留挪用扶贫资金和涉农资金私设“小金库”,县纪委存在长期压案不办、接受被审查人财物和宴请等问题。

  中纪委的通报中对于原因的追溯十分严厉,直言张家口相关问题的“根本原因是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扎实不彻底,对扶贫领域出现的问题清理整治不力,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监督监管层层失守,履行管党治党责任不到位”。

  严抓扶贫监督形成务实长效机制

  1月6日,中央纪检监察部微信公众号发布文章评论张家口扶贫问责《望棒喝让所有人抖擞》。其中言道:“问责的板子一打起来就很无情,但是勿谓言之不预。”事实上,张家口扶贫领域问题并非一日之责的新问题,而是长期整治不力的结果。

  2016年7月,张家口市纪检部门对多个县的扶贫工作不作为问题进行了通报,张家口市扶贫办主任刘海斌等5名官员受到警告处分。

  2017年9月,张家口市委第四专项巡察组对康保县的扶贫工作作出过警示,指出当地“要清醒认识扶贫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严峻态势,坚决惩处微腐败和小官大贪”。此举也被舆论认为是对康保县的一次提醒。

  对于此次提醒,时任康保县委书记杜平表态称:将认真贯彻落实,坚决抓好各项工作落到实处。然而,接下来的情况,却与这位县委书记的坚决态度截然不同。同样严重的问题,也存在于蔚县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层。

  针对张家口扶贫领域突出问题,河北省委书记王东峰在2017年12月4日召开的全省扶贫脱贫工作会议上强调,除了坚决纠正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对待扶贫工作、做表面文章的问题之外,还要严肃查处贪污挪用,截留私分,优亲厚友,虚报冒领,雁过拔毛等问题,严查失职渎职的行为,严惩违法违纪行为。并且要针对发现的漏洞建章立制,形成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

  然而,相关问责再严厉也是亡羊补牢,要想确保扶贫资金得到有效使用,必须杜绝扶贫领域职务犯罪,从源头想办法。

  面对严峻的扶贫领域贪腐问题,张家口做了认真的反思。2017年下半年,当地出台了一系列严抓扶贫监督执纪问责、强化扶贫资金监管的新举措。

  2017年7月下旬起,张家口市纪委班子成员实行包联贫困县责任制,每一位常委都到所联系县的所有乡镇和重点贫困村,实地检查督导,聚焦精准监督,与县区同责。该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成立127个督导组,构建常态化督导,随时掌握县乡工作动态,一经发现“调查处理情况不清、责任追究不到位”等情形,一律责令“回炉”。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河北省另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石家庄市平山县,检察机关于2016年7月创建网络平台,通过检察、扶贫、财政、民政组织实施,对涉农扶贫资金管理使用进行全面、全程、实时、同步监督。这在河北省尚属首创,目前已在石家庄各地铺开。

  在平山县检察扶贫网络平台,检察院干警可以对该县各扶贫资金涉及部门报备的扶贫款数据进行巡查。平台还能够供群众查看资金数据,并向贫苦户推送相关提示短信。老百姓只需要一台能上网的电脑或手机,自己该领什么扶贫款、款项现在走到了哪步、自己领到的钱数少不少,这些在平台上都能查得到。

  截至目前,纳入石家庄市检察系统扶贫监督平台的项目已有2276个,纳入监管范围涉农资金95亿多元,完全透明的网络平台将最大限度压缩扶贫领域职务犯罪行为的空间。

  对张家口扶贫领域突出问题的问责既是一个结束,又是一个开始。在强力问责和建章立制的共同努力下,2018年开年的这计棒喝必然对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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